当你对着Google home 音响说，“Hey Google, call mon。”，Hand Free打电话功能将你与妈妈的电话连线就已经准备就绪了。

当你来到一个陌生城市，使用Google lens，对准一朵叫不上名字的花，或是一家看上去很有意思的店，那么，这朵花的种类和科属会一览无余，而这家店的特色介绍则尽收眼底。

在这场全世界科技领域最吸引人的科技盛会上，全新的AI视觉搜索应用，搭载安卓手机的Google Assistant 智能应用，智能照片分享Google Photos，以及VR一体机的实现，全新的AI技术应用和展示……，让今年的2017 Google IO荣升“地球上最性感的发布会”。

而此时远在彼岸的欧洲，曾被美国CNBC电视台誉为地球上最亲密的科技节（The most intimate technologyfestival on the planet），号称欧洲最大科技节之一的TNW盛会也如期而至。在这个五月，12500名企业家、开发商、市场经理以及CEO们，涵盖科技、数据公司、传统制造业、游戏开发商、时尚、音乐等行业，大家一起欢聚在阿姆斯特丹，欢庆这场全欧洲的科技节日。

在这里，你可能会和经手500多家创业公司的天使投资大咖 Dave McClure擦肩,你可能会和风靡全球的《口袋妖怪go》游戏的开发团队首席营销官 Mike Quigley偶遇，还有Nike、知名广告公司JW智威汤逊等诸多名企高管均会到场。智能机器人与现场参会人员互动，游戏、音乐、无处不在。从柏林、到巴塞罗那、再到伦敦，大量涌现的AI科技公司争奇斗艳，刷新了欧洲新硅谷的定义，大会可谓精彩频现。

细想起来，TNW从初创至今已过11年光景。2006年，两个欧洲青年Boris和Patrick苦于寻找一个技术活动来展示他们的初创公司，于是他们决定主办自己的大会。为了对会议进行推广，于是又有了网站thenextweb.com,简称TNW，后来成为全球知名科技媒体或者说tech blog，这一互联网时代才出现的事物，如今已是越来越重要的科技新闻来源。据第三方统计网站Techmeme数据显示，TNW内容分享率已超过纽约时报、路透社、彭博社等知名媒体网站。而TNW大会如今也早已是美国硅谷最重要的创业活动之一，并在欧洲、拉美等全球科技圈拥有强大的影响力。

而无论是炙手可热的2017 Google IO，还是“花样百出”的TNW ，全球顶级的科技盛会，怎能少得了APUS元素和APUS人的身影。致力于服务海外市场的用户系统平台，中国互联网出海第一品牌的APUS，不仅关注和积极参与来自全球领域的科技盛会，也一直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和进步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伴随着APUS生态系统全球布局愈加成熟，基于全球超过10亿的用户群体，APUS通过大数据、机器学习以及人工智能等全球领先的技术，一直坚持为更多用户提供量身定制的信息与服务，创造更多在衣、食、住、行、医等涉及生活的诸多领域的新业务。

在现场的身临其境，APUS也从这两场科技盛事背后看到了更多。

互联网创业需要浑然天成的土壤，如硅谷

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欧洲，相同的科技盛会，不同的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互联网科技风潮，一个代表着硅谷的科技前沿，一个凝聚着传统欧洲的创新血液，究竟互联网时代，需要硅谷，还是需要硅谷的科技精神？

举个简单的例子，扎克伯格20岁时在哈佛的大学宿舍创办了Facebook。而比尔盖茨创业时也不过20岁，美国的波斯顿也有专门为教授年轻人创业开立的大学。年轻人创业的例子在美国的互联网科技圈枚不胜举。但对比具有“典型性欧洲气质”的德国，若在大学校园询问有几个学生想创建自己的公司？可能没有人回答，但若问谁希望成为公务员？几乎每个人都会给与肯定的答案。这些在大学创业者之间的常见案例，虽然反映了欧洲有名的风险规避精神，但也恰好道出了欧洲互联网科技氛围相对淡薄的事实。

为什么美国的小企业总能做大？这和美国完善的创业政策体系是分不开的。最基本的是，在政府的高度重视之下，形成了社会化的创业教育网络。美国创业活动的繁荣有其前提条件和环境基础：

·拥有完整的创业教育体系

1960年开始创业教育，是世界上实行创业教育最早也是最成功的国家。对创业教育有多种渠道的资金支持：不仅有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还有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如科尔曼基金会、考夫曼创业流动基金中心等众多赞助创业教育的基金会。此外，存在多样化的创业教育组织机构：推广创业教育的机构主要有小企业管理局、卡萨斯州青年创业家、柯夫曼创业中心等。许多大学也设有创业中心。从小学到研究生，完备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也是不可缺少的。

·得益于发达的融资和创业投资体系

形成以资本市场为基础，以民间资金为主力，以私人或独立创业投资公司为中介，以高利润为保证的创业投资机制。政府层面设立美国小企业管理局（SBA）以及小企业投资公司，帮助有意于经营小企业者创办企业，并设立白宫小企业委员会和国会小企业委员会，协同SBA工作。美国还有完善的融资担保体系。除SBA直接操作全国性小企业融资担保，还有区域性担保体系和社区担保体系，实施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SBIR）和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STTR），明确规定国防部、教育部、商务部等政府部门每年拨出其研究与发展经费的2.5%，用于支持高技术小企业的技术创新与开发活动。此外，国家为创业投资行业提供税收优惠，探索“有限合伙制”的创业组织形式，建立完善的资本市场，为创业资本提供通畅的退出渠道。

而中国也在政府的扶持下积极地推进万众创业，“中关村科技产业园”、政府孵化池、众创空间等就是最常见的例子。中国各地方政府正向初创企业投入大笔资金。在深圳，当局为“创新型”初创企业提供的租金补贴可多达租金的70%。在西南地区的大城市成都，地方官员设立了规模为2亿元人民币的“创新创业发展基金”，并承诺给予相关企业的补助最高可达500万元。杭州，这个孕育了中国互联网巨头地方，近来又举办了G20峰会，已经毫无疑问成为了中国创业热潮的中心。杭州市政府在2016年宣布，每年将投入1亿元，帮助初创企业支付各种费用。此外，由市政府修建的梦想小镇，在这座有千年历史的商业中心和古都里，这些公司可以享受包括房租优惠、现金补贴和特殊培训在内的一系列好处，这些都由政府买单。

孰是欧洲新硅谷并不重要，鼓励创新和创业才更重要

相比较美国和中国，多年来，欧洲鲜有互联网巨头的出现，而传统的工业贵族却在欧洲俯首可见。在美国，来自硅谷的知名互联网科技公司以及引领行业的新型创业公司林林总总，在中国不仅有BAT更有以APUS为代表的新一批互联网出海先锋。而在欧洲，谁能承担“欧洲硅谷”之重任？

难道是人们传统概念里上的伦敦和柏林？当然不是。伦敦和柏林的城市神话已经结束了。倒是西方媒体称西班牙、匈牙利等国家从籍籍无名一跃成为创业和风险投资的新兴国家。

其实，对欧洲而言，是否成为硅谷并不那么重要，硅谷般的创业氛围和创新条件才是最重要的。在经济危机+青年失业的双重压力情况下，创业公司（机会成本+潜在就业创造）可能是一个解决方案。欧洲官方也呼吁，欧洲大陆需要改变思想，多一些冒险创新。让更多企业家、更多的创业者去开创自己的创业公司。

毕竟，欧洲也着实走出了失败52次后才成功的“愤怒的小鸟”以及它的主人Rovio。（一家位于芬兰的手机游戏开发商）。“欧洲没有如美国硅谷的科技圣地，但是却可以走出一条自己的科技枢纽中心。为什么我们不能比硅谷更好？“Rovio的首席运营官彼得·韦斯特巴卡（Peter Vesterbacka）在最近关于欧洲企业家精神的辩论中问道。

而另一在创新领域独领风骚的北欧国家瑞典也是个代表案例，尤为称道的是，就大学与企业合作这一欧洲通行做法中，欧盟有关大学与企业合作的调查报告显示，瑞典在多个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尤其关注学生这一群体。创新具有一定的根植性，需要一定的知识氛围和社会环境，国与国之间的创新体系之所以不同，除了与科技水平、发展程度有关，更重要的是一些内在要素，如制度安排和社会文化。作为北欧小国，在人口不足、创新方面自然资源稀缺的情况下，瑞典独特的经验大概要归结于特别注意发挥教育的优势，注重对人力资源的投资与开发。不仅如此，瑞典十分重视企业家精神的培养，也十分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实现创业和创新的共同促进。

此外，瑞典另一独到之处在于他们非盈利的独到理念。本国的孵化器作为沟通市场与研究者的桥梁，专业服务的提供者，不以盈利为目的，并不把工作重心放在提供场地或是优惠的政策上。其核心理念是以企业为中心。

所以，在保守和传统的欧洲土地上，创新和创业其实也并没有那么难。也许正如欧洲的媒体声音所传递的，有一天你会看到欧洲新生态系统的真正活动。伦敦，斯德哥尔摩，巴黎，特拉维夫，阿姆斯特丹，巴塞罗那，莫斯科，柏林，巴黎，伊斯坦堡和赫尔辛基，成为热门的欧洲创业中心，而今后还会更多。

而这从TNW会议就可窥见一斑，代表着欧洲新兴的“T生代”，他们对科技近乎着迷，他们接受来自美国硅谷先锋们的熏陶，也影响着全世界的科技热潮。他们充分利用科技改变自己的生活、工作、创业，T生代的崛起其实就是后工业时代的崛起，他们爱分享、爱社交、认知盈余。他们也成为科技创业和欧洲互联网科技的新生力量。

对比来看，不得不说，在国际化道路上，中国的互联网公司已经有了足够的实力和信心迅速在世界上站住脚，中国互联网的总体规模与美国比肩只是时间问题。

以APUS为例，能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实现用户数量快速增长，目前全球已经超过10亿用户。用户系统已遍布全球200余个国家和地区，支持20多种语言，并在不断扩展和优化本土化的发展，以提供更优秀的服务给更广阔范围的全球用户。